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富民强省战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持续扩大、经济结构调整日益紧迫的问题凸显，加快发展和转方式调结构、建设“两型社会”处于攻坚时期。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协调拉动，是湖南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湖南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内需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主导作用

　　湖南地处内陆，经济外向度低，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009年湖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059.69亿元，其中，按支出法核算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分别为6644.74亿元、6773.35亿元、-358.40亿元，内需合计为13418.09亿元，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负效应，内需完全主导经济增长。

　　(一)消费持续稳定拉动经济增长。2009年湖南最终消费为6644.7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7.7倍，年均增长7.2%，消费规模显著扩大。1994年、1998年、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最终消费分别突破1千亿元、2千亿元、3千亿元、4千亿元、5千亿元、6千亿元;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000亿元大关，达4119.66亿元，同比增长22.7%，为1996年以来最快增幅;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913.75亿元，“十一五”前四年年均增长18.9%，比“十五”时期快6.7个百分点;2010年1—7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49.32亿元，增长18.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2位、中部第3位。2009年湖南最终消费率为50.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6.4%，拉动经济增长5.0个百分点。1978年以来湖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45.9%，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4.4个百分点。1978年以来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基本稳定在5个百分点左右，最高为8.6个百分点，最低为3.1个百分点，在经济发展过程发挥了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最后采取扩内需、促消费，才得以拉动经济迅速恢复平稳较快增长。

　　(二)投资是拉动经济加快增长的主因。2009年湖南资本形成总额为6773.35亿元，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1.2%，总量持续扩大，2000年、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分别突破千亿元、2千亿元、3千亿元、4千亿元、5千亿元、6千亿元;2009年投资率首次突破50%，达51.9%，且首次超过消费率，比消费率高1个百分点，1978年以来平均投资率为39.3%;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4.6%，拉动经济增长10.2个百分点，1978年以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9.8%，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3.9个百分点。全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十一五”时期前四年连续跨越3千亿、4千亿、5千亿和7千亿元大关，累计投资达20882.07亿元，提前近两年完成“十一五”16000亿元的目标，2010年1—7月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635.65亿元，增长28.3%，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190.97亿元，增长2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2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8位、中部第4位。

　　二、实现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湖南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选择

　　(一)湖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所处发展阶段还客观需要一定的投资规模和速度与之相适应。一是湖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初级阶段，工业化还远未实现，与全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客观需要一定的投资规模和速度。2009年湖南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36.9%,比全国的40.1%低3.2个百分点，湖南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6%，比湖南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低0.2个百分点。二是湖南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对外依存度低(2009年仅为5.3%)，而消费增长具有稳定的特点，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加快增长的拉动不显著，必须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速度。湖南地区生产总值自2006年以来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也正是得益于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2006—2009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1.6%，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4.6%。三是湖南经济正处于上升和结构转型时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历史欠账较多、供给能力薄弱，新型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投资需求强烈。湖南1978-2007年平均投资率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2009年城镇化率为43.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4个百分点，比中部地区的山西、湖北低2.7 个和2.8个百分点;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3.4%，居中部第4位，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居中部末位。

　　(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呈不断减弱之势，扩大消费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是最终消费率逐步降低，1978年全省最终消费率为68.6%，1981—1990年平均为72.6%，1991—2000年平均降为70.4%，2001年降为68.9%，2009年降至50.9%，仅2001—2009年就降低了18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消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1978年为63.9%，1981—1990年为64.6%，1991—2000年平均降为56.3%，到2009年降至38.8%，2009年比1978年下降25.1个百分点，特别是2001年以来下降14.8个百分点;三是居民储蓄率过高，1978—2009年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3.99亿元增加到7809.77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从7.7元增加到11318.18元;居民储蓄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7%上升到59.8%;四是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1]，全省年均资本净边际水平为8.4%，比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低1.3个百分点，表明资本存量高于黄金规则水平所要求的资本存量水平，这就需要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而不断增加消费支出。

　　(三)国际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湖南转方式、调结构应主动实现消费、投资的协调拉动。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提升，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在工业化结束或经济进入发达阶段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将趋于相对稳定状态。世界银行资料显示，1978-2006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7%，从1978年的25.1%稳步下降到2006年的21.5%，并稳定在22%左右。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经济自身发展和完善，自动确立消费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较强;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东亚模式，成功经验是在经济发展初期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通过政府积极引导，主动实现投资主导型向消费、投资拉动的转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增强，而其失败教训是长期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结合湖南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存在的问题看，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动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协调拉动，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四)VAR计量经济模型结果显示，湖南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形成机制就是要扩大内需，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协调拉动

　　为了揭示湖南转方式、调结构的基本路径，探索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形成机制，本文利用VAR模型结合脉冲响应分析的方法，对湖南1978—2009年的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

　　根据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图(见图4)，刻画出了湖南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形成机制：GDP对来自自身一个标准差大小冲击的响应，瞬间就有一个极大的正的响应，随后开始下降;分别在第7期、第8期达到最小值和一个新的极大值，在前10期均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总体响应为正，这表明当前GDP对其自身正向响应较强，并具有一定持续性，湖南GDP与其滞后值有一定关联，且这种关联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消费对GDP的冲击从第1期就显现出来，并迅速在第2期、第3期分别达到正向和负向最大值，以后逐渐削弱，变成一种稳定的微弱的正向响应;说明GDP和消费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逐渐弱化并趋于稳定。投资对GDP的冲击从第1期逐渐开始，在第7期和第8期分别达到最小值和最大值;总体上看呈现一种负向响应，说明尽管投资规模增加，但对GDP拉动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消费与投资占GDP比重的此消彼长，结构长期失衡，导致投资效率和效益较低。

　　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消费对湖南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高效率和高效益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足，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还不强。湖南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形成机制的要求是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快实现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

　　三、对湖南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思考

　　立足于湖南省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立足于发挥湖南比较优势和现实基础，湖南应积极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投资和消费有效需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协调拉动的新格局，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一)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投资的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合理的投资率应该是使经济以自然增长率增长、投资和劳动得到充分利用、社会总供需平衡的投资率。根据投资率与投资效果间的相关关系，利用全省投资率与投资效果数据，求得湖南经济增长率(G)与投资率(T)的线性回归方程[2]为： ，应用该模型，联系湖南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确保湖南经济在10%—14%的区间增长，全省投资率应维持在42%—46%的合理区间。在保持合理投资率的同时，充分发挥投资的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以投资结构的调整、投资效率和投资效益的优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带动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一是要拓宽融资渠道，激活民间投资。要充分发挥财政性资金的引导作用，引导资金投向“两型”项目;要根据“两型”产业发展规划扩大招商引资，广泛吸引各种资金和要素;要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二是要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直接增加公共消费和影响居民收入与消费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福利性支出;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作为一种诱发性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可以将民间投资的潜力释放出来;着力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农业农村、民生事业、贫困地区等领域的投资力度，特别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项目。三是要完善管理体制，提高投资效益。投资资源约束管理是基础，要进一步规范土地管理、行业准入等政府行为，严格控制对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污染严重、技术含量低、重复建设的投资;健全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改进和完善决策规则和程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

　　(二)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时指出，扩大消费的途径主要包括：“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湖南扩大消费需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全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全面拉动消费需求。收入水平与购买力直接相关，就目前看，许多商品是供过于求的原因是购买力不足，因此增加收入就是增加购买力，也就是提高消费力，由于消费弹性是有差别的，提高消费力要特别注意消费弹性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其次，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优化消费结构，引导产业结构升级。第三，开辟新的消费渠道。生产创造消费，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静态的，消费创造供给，则是动态的，现阶段湖南开辟新的消费渠道特别要重视汽车、旅游文化休闲和餐饮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第四，进一步加强消费环境的完善和建设。调整消费政策，积极出台鼓励消费的政策;加快商贸流通业的改造提升，促进消费品市场升级;尽快设立专项资金，扶持省内大型商贸企业进军电子商务。

　　(三)加快配套制度和机制体制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优先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配套政策和机制体制的改革。要牢固确立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理念，积极调整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要加快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配套的财政税收、银行信贷以及政绩考核方式的改革，特别是将财政政策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增长转变为促进消费、投资协调增长方面上来;要加快完善和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承办：贸外处

　　执笔：彭沧海

　　核稿：张映欣

　　责编：黄湘冀

　　[1]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一个地区的储蓄和投资的多少是其公民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一个特定储蓄率引起了黄金规则稳定状态，使人均消费最大化，从而经济福利最大化。为了分析和确定经济是高于、低于还是处于黄金规则稳定状态，就需要比较资本的边际产量减折旧(MPK-δ)与总产出增长率(n+g)。在黄金规则稳定状态时，MPK-δ=n+g。如果MPK-δ

　　[2]假设经济按照技术进步和土地资源条件等因素所许可的最大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G增长;投资和劳动得到充分利用时的投资效果为K，即每增加一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资;社会总供需平衡时的合理投资率为T。则有：G= TK。求得线型回归方程K=a+bT中的a=0.291，b=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