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现代化“中国之治”，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范本。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考之下，中国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国应对疫情大考，不仅提前交出让中国人民满意的答卷，而且慷慨地向全球抗疫贡献“中国之治”的智慧，全方位诠释着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今天，作为从事统计工作的普通党员。通过近期的学习和梳理，我想从两个方面带领大家了解中国在疫情下所面临的危机和应对措施，从而为深刻认识疫情之下“中国之治”的优越性提供方向。
从世界格局来看，西方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从未停止，疫情之下显得更加突出。中国有目共睹地在世界范围内，首先控制住疫情扩散，并不断通过分享消息，提供对外援助，展现中华民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和共克时艰、患难与共的侠肝义胆，不断用实际行动诠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世界面前彰显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国执政党的高度自信和巨大优势。即使如此，仍然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无端指责和诽谤污蔑。在全球深度合作的今天，意识形态偏见和对抗仍凌驾于经济合作、社会治理合作之上，反映着制度之间的对抗，政治逻辑的背道而驰，其根源是文化体系的不同，而实质上是人类发展史上原住民与殖民者的抗争。在此，我想用两个神话故事，通俗的让大家理解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意识形态偏见根源是文化体系不同，实质是原住民与殖民者的抗争。
洪荒时代，古埃及文明尼罗河流域和古中国文明黄河流域同时爆发危及人类生存的洪灾。西方的《圣经》和东方的《山海经》分别记载了两大古文明处理危机的做法。
西方的摩西宣称是上帝的使者。在古埃及王国内散布所谓神的旨意，鼓动着底层人民脱离古埃及王国的独裁统治。他带领着一批信徒，不知是偶然还是真有神迹，分红海而过，来到以色列，占领了以色列人的居住地，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殖民者。从此开宗立派，立下摩西十诫，成为后世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也演变成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而遭到人民背离的古埃及文明，枯木难支，无法独自应对洪灾，最后被洪水而噬。灿烂的古老文明被后世贴上了独裁、落后、贫穷等标签。殖民文化自此开始打着自由民主旗号宣扬神的旨意不断蚕食其他原住民国，从中东、地中海、欧洲、美洲、非洲到南亚次大陆如病毒般蔓延至今。
而古老东方，人民推选出一位才华卓越的领袖—大禹。大禹团结当时各族人民，通四海，定九州。华夏文明自始结束常年的水患，得以在中原大地发展农业文明，生生不息，文明延续五千年。尚书.大禹谟记载,“禹，治水有功，地平天成，万世永赖”。而大禹作为后来的人民领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谈更是成为后世统治阶级“天下为公”的初心。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党章中党员义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的一种呼应。
沧海桑田，中国虽遭受多次殖民主义的入侵，但仍然是屹立在东方的最大原住民国家。隔海相望的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殖民者国家。面对疫情危机，美国国内确诊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和巨大反差。即使国内经济动荡，街头政治此起彼伏，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上表现的并不上心，而对中国的诋毁往往不遗余力。专制、贫穷、落后，是殖民者国家对原住民国一贯的说辞，他们的目的就是摧毁原住民国，以体现其道路正确性。这一点，似乎从未改变。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用，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我们应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
第二个方面，经济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扩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各种“傲慢与偏见”以德报怨。在此情形下，西方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焦虑，变得“又想靠近又有猜忌”。中国之治的优越性，感召力，吸引力凸显无遗。而美国自然不会放任不管，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态势下，通过加大催收高负债国家疫情危机下难以偿还债务的力度，甚至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试图用经济强权压迫各国对中国进行政治、外交、经济上的围追堵截。于是中印边境冲突、加拿大人质事件、台湾民进党连任、多国公开反对香港国安法等等有如跳梁小丑般轮番登场。
中国在外交上的应对和反制是果断、有效的，但中国作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世界贸易组织预测疫情会导致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滑13%~32%。并且已经超过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上。外部势力的阻断，使中国正面临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形势严峻，但中国早已谋定而动。4月，中央政治局对当前经济做出了针对性政策，将原来（19年12月分析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制定的“六稳”目标调整为“六保六稳”。本着人民至上的理念，在稳中求进的基本要求上，即使出现一到几个目标达不到预期，也必须确保相关受影响的人民能够从“六保”中获得保障。于此相配套的是只有中国才能实行的前所未有的积极财政政策配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首超3%，增发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大幅增加地方专项债从1.6万亿增至3.75万亿；新增减税降费5000亿元；中央财政非急需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在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所面临的困难，表象主要体现为疫情冲击，但绝不限于疫情冲击。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因疫情凸显，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形成对经济产生冲击。不能将所有矛盾和问题不加区分地一锅煮，一勺烩，甚至将困难、风险和挑战统统归之于疫情冲击。如果这样，可能因压力巨大的表象误判形势，也有可能找不到真实病因而用错药方。只有坚持“桥归桥，路归路”。对当前经济形势分析，拿2019年经济运行状况作为参照系的同时，还要对照疫情前原预期目标和政策部署。只有如此，便会立刻发现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同疫情冲击不是一回事，而且在疫情前已有研判，只不过疫情下程度加剧。而疫情冲击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需要对症下药，精准施策。绝不能病急乱投医，将所有矛盾和问题混为一谈，不加区分的服用同一味药。只有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才会充分释放积极财政政策配置的全部能量，才能找到一条有效应对冲击，持续良性循环的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思路。
同志们，大疫带来大考，大考引发思考。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自信来自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中国之治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人民意愿是世界上最有前途、最有效率、最有生命力、最可靠、最管用、最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和收益的好制度。对此，我们坚信不疑，深信不疑。